從歷史看政教分離的多種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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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選了一個最近具有爭議性的主題就是「政教分離」。不過我首先要警告大家，這個講座不會告訴大家所謂「聖經模式」的「政教分離」，即是沒有Model Answer(標準答案)，反而希望透過歷史的進程去思考這個問題的複雜性。為何要把題目定為「從歷史看政教分離」？當我們探討這類型的主題時，很多時候都想快速得到結論，希望有一個正確的答案。但是我想告訴你，如果你只是跟從「聖經模式」的政教關係，那到底是否有一個「聖經模式」的政教關係呢？

我們要明白其實聖經所講的都是有處境性或是本色化。舉個例子舊約中先知與帝王的關係反映出舊約的近東文化。當然也有東西值得我們學習，但是我們不會直接照單全收。譬如：舊約中先知會直接到王面前斥責他，但今天我們不會因為擔當先知的角色，在林鄭月娥（注：香港特首）開記者會的時候，在她面前大罵一番。就算你認為自己該擔當先知的角色，你也不會完全運用舊約的方式。

新約也是一樣。有些人會說，新約是不講政教的。其實不是，新約也有新約的說法。在舊約的年代，舊約的社會是homogenous——同質的社會，以色列整個社會的人民都是擁有同一個信仰。所以，當先知批判政權的時候，基本上可以假設大部分人會認同他的倫理標準。所以當先知責罵皇帝不該拜偶像、拜巴比倫的神，他不用證明或解釋為何不可以拜巴比倫的偶像，因為他可以假設這是大家在理論上都是認同的（實際上是否做到那是另一回事）。

但我們看新約的時候，信徒變成了社會的邊緣群體。在羅馬帝國裡面，最初對於外邦人來說，基督教是猶太人信仰的一部分，而猶太人在帝國中只是少數民族。所以新約教會是少數派中的少數，也就是現今所說的邊緣群體。所以很自然地，保羅不會直接按照舊約的方式去做。譬如：如果保羅要模仿舊約的先知，他就應該到凱撒面前大罵凱撒，責備他違反羅馬的傳統，羅馬的神明說不該這麼做。當然保羅不會這麼做：其一，保羅不是相信羅馬的宗教，他所信仰的不是羅馬皇帝或羅馬社會所相信的宗教；其二，保羅並沒有這樣的機會。就算他想學舊約先知走到王的面前斥責他們，他也無法做到。

所以你要明白，新約有新約的背景，所以保羅所做的事情都是從他的背景出發。舉一個例子，保羅並沒有特意批判奴隸制度。有些人會質疑，為何保羅不在書信中大罵奴隸制度。其一，羅馬時期的奴隸制度與美國後期的黑奴制度是不同的（奴隸制度本身也可以是很複雜的）。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如果保羅在書信中寫道「奴隸制度很邪惡」，在他的處境其實沒有很大的意義。不管他寫什麼，羅馬政府也不會聽從。即便他寫了一句「奴隸制度很邪惡」，對社會也完全不會有任何影響力。

那保羅是否有提及政教？其實他有提及政治。譬如他在腓利門書，他曾經叫腓利門不要視奴隸為奴隸，要視他們作「你的弟兄」。某程度上保羅已經對奴隸制度作出批判，不過他的批判不是以旗幟或口號「廢除奴隸制度」顯示出來（這樣的行動並沒有用處）。他所做的是在當時能起作用的：他對奴隸的主人說，在主內不要把自己當作主人，把奴隸當作財物；你要把他們當作弟兄。你會發覺，他的卻有對社會不公義做出批判，不過他是以他的處境，以及在那個處境中有意義的做法而作出批判。

所以當我們談到政教關係時，我們要不斷地問，究竟在不同的社會處境裡，到底基督徒要如何關心政治或是關心社會不公義的事情才是合適的做法？隨著社會模式的變動，做法也會不斷改變。我們可以以政治制度再舉一個例子。簡而言之，新約時代的羅馬帝國是一個軍權社會。基本上羅馬的皇帝都是擅於打仗的將軍，他們的王位繼承不一定是父位子繼。最重要還是要擅於打仗才能承繼父親的王位（在耶穌的年代是這樣的）。在那樣的政治體系中，舉個例子，如果保羅在信中寫道「追求民主」，這是完全沒有意義的，那個年代的人並不明白何謂民主，所以提出來並沒有意義。那個年代的社會都是這樣：誰擅於打仗，就成為君王。這是那個社會的文化和假設。所以我們不能期待保羅提及現代的問題，譬如討論民主的問題，保羅並不會知道這些問題；而且就算他真的提出來，他的受眾也不知道他所說的是什麼。今天就不一樣改變了。我們的政府不是軍權政府，理論上不是擅長打仗就能當國家的元首。我們今天講的是民權，我們是透過人民的意志，人民想A做總統或國家主席，A就當國家主席。不管是美國、中國、還是其他國家，大部分的國家國家的元首都是表達人民的盼望，因為人民希望這個人、這個政黨、這個權力能為國家帶來好處，所以他才能上位。這一種假設與新約的假設不同。新約時期的人民不是以這樣的方式去了解政權的。

所以到底什麼是「順服」？其實不同的社會背景對「順服」的解釋有不同的意義……